在长达十多年的人口净流失之后,2023年,吉林和辽宁打了一场翻身仗,分别实现4.34万和8.6万的人口净流入。其中,中国一汽、华晨宝马两大车企,乘着东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东风,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东北工作,本不愿回家的东北人也开始回流东北。
有竞争力的薪资、可观的发展前景、不卷的节奏和稳定的职业路径,让东北车企成为打工人心目中的性价比之选。但相应地,身在东北也不免遥望北上广,比较着不远处的体制内,躺不平又卷不动的夹心感,也在拉扯着流向东北的人们。
38岁这一年,张晓风把自己从生活了十年的广州连根拔起,离开妻子和两个孩子,独自去往2873公里外的吉林长春。
抵达是在去年冬天。一下飞机,零下20度的寒气迅速入侵,吹了他个猝不及防。他已经裹上了自己最厚的衣服,棉裤、皮鞋、及膝的羽绒服,身边旅客也大多是这样的装束。没想到在行李转盘旁边,更懂东北的一拨人把箱子往地上一摊,掏出毛皮靴、防冻羽绒裤,套了一层又一层,只留张晓风在心里骂了一句:靠,好冷!
从那一刻开始,这个南方人的生活彻底变了。车窗外的高大榕树、木棉变成了长春特有的松树,不去景区的话,身边南方人浓度约等于0,耳畔的口音也不再是粤语,而是飒爽直白的东北话。
在广州,张晓风和家人住在上百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周末一起去长隆看动物,精品咖啡馆就开在家楼下。但在长春,他住进了二十多平方米的单人宿舍,生活简单到两点一线,没什么娱乐项目不说,想喝杯冰美式都费劲。新生活唤起了他久违的记忆,像是“重读了一遍高三”。
的大经销商公司和广州一家初创公司担任过高管。他是赶上过时代浪潮的人,2022年年入百万,在广州拥有一套大房子,每月房贷“是个天文数字”,妻子是全职妈妈。
但就在2023年,因为大环境的影响,那家初创公司融资困难,他负责的项目无法再推进,薪资不得不下降。在这个档口,他选择了离开。2023年冬天,新机会来敲门,张晓风决定加入一汽红旗——中国一汽旗下的高端汽车品牌。
过往的很多年里,东北是一个被外界打上“失落”烙印的地方,不管是在文学作品、电视剧,还是客观的现实当中,作为老工业基地、“共和国长子”的辉煌逝去,这里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和人口的洼地。以吉林为例,2016年到2019年是明显的低谷,每年净流出人口都在30万至50万之间。
资本不看重东北,“投资不过山海关”。打工人也不免嫌弃,产业低迷,选择太少,一位东北人和我打趣说:“马云来了也得干销售。”
一汽新能源都工作过。他高中读的是沈阳当地最好的中学、最好的班级。他统计过,他们班40%的同学留学后在国外工作,40%去了北上广,20%回东北继承家业,“林业、畜牧业、石油,像这些行业可以说是子承父业”。还有数量很小的一部分是富二代,“想开饭店开饭店,想炒股炒股,反正就是不用上班”。
对于普通的东北人来说,故乡永远是第二选择,“能选别的地儿,能(在那里)留下,基本就是去别的地方”。
但近几年,因为汽车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赛道的火热,坐拥一汽、华晨宝马等车企,以及汽车上下游供应链,东北正吸引着像张晓风一样的人重新流入。从2021年开始,吉林流出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只有16万人,到了2023年,流出正式变成了流入,折线图上出现了一条陡峭的折线。同一年,山东、河北这样的劳动力大省,人口还在不断流出。
在大连,林家木曾经在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工作过八年。35岁门槛到来前一年,他迫切地想寻找人生的第二条增长曲线,想要赚更多的钱、晋升到更关键的管理岗位。在上海、深圳、沈阳抛来的橄榄枝中,他选了离家最近的一个。今年年初,他把家搬到沈阳,入职华晨宝马。
不只是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回流,还有很多应届毕业生,直接省略了“先去北上广打拼”这个流程,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东北砸下第一颗钉子。在甘肃读大学的00后张淼去年毕业,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他,通过校招回到老家长春,在一汽控股的子公司工作过,后来又跳槽到一汽的乙方。绕了一圈,工作机会都围绕着造车展开。
去年,95后可可从大连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后,也加入了一汽。最近这段时间,她给不少学弟学妹分享过自己找工作的经历,她发现,这一代年轻人主要的诉求是:钱多、事少、离家近。而这些条件,东北车企都完美符合,有个后辈都被她说动,在各地多家公司中选择了位于吉林的一汽。
东北是个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华南天差地别,更是一个总被“遗忘”的地方。但实际上,近几年不少东北大城市都在发力新能源。
2021年3月25日,奥迪一汽新能源在长春成立。刘昊准确地报出了这串数字,因为“公司WiFi密码是这个”。到了2023年12月,一汽集团宣布未来两年多时间,将投放全新新能源产品30款,其中包括自主品牌新能源产品24款。
整个2023年,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43.6%,而辽宁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1.4%。长春之外,沈阳也是新能源汽车重镇。
继2023年在沈阳高压动力电池工厂投资100亿元后,宝马集团继续加大在华投入,尤其是在沈阳的投入——就在三天前的4月26日,宝马宣布,计划对沈阳生产基地增加投资200亿元,重点聚焦于宝马在华生产的发源地大东工厂的大规模升级和技术创新。
张晓风想得很清楚。十年职业生涯,他顺利地走了八年,之后两年,先是经历了公司被收购,然后又遭遇初创公司融资难落地,这既是促使他离职的关键原因,也折射出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前觉得企业发工资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经历这些之后,觉得公司能开工资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重新规划职业,他希望新工作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要跟他过去在汽车行业的工作衔接上,得是一家主流车企;其次待遇要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最重要的,还是得稳定,快40岁了,他觉得自己不能承受职场再发生一次大的变故。
汽车被称为人类工业文明上的皇冠,一辆整车出厂,从制造到销售有无数环节,囊括了上万个零件。它是一个聚集型的产业,需要标准、灵活的供应链,车企跟上下游的公司们往往会聚集到某些特定的地区,比如安徽聚集了
张晓风排除了离家最近的一家新势力。他的同事去了,告诉他,“又卷,变化又快,每天在生死线上挣扎。”
,虽然薪资可观,但压力也巨大。刘昊有同学在比亚迪工作,年薪六七十万,但工作节奏相当快,核心技术全靠自研,一摊事情分配给个人,在有限时间里完不成就有可能被辞退。但在刘昊看来,一汽有合资品牌,相当于一半外企、一半国企,压力相对比较小,业务也趋于稳定,“最多也就是加加班”。
而在有德资背景的华晨宝马,连加班都不会有。林家木说,谁要是加班,德方领导会问,你为什么要加班?是工作负荷太大吗?晚上6点,班车准时在楼下等候,同事们也掐着点出门,晚一分钟都赶不上班车。
除了质疑工作地点,张晓风的亲友还会对一汽的国企背景,打一个问号。在他们的印象中,国企往往机构臃肿,讲究人情世故,外来者很容易摸不清方向。
但真的来了一汽,张晓风发现,汽车这个高度市场化、竞争激烈的行业,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允许一家企业效率太低,任用的人才基本上都拥有专业履历。这几年,反腐倡廉被内部看重,他入职前,有纪委跟他谈话,告诉他有哪些原则上的红线不能碰,包括组织里有人犯过哪些错误、受过怎样的处罚,都一清二楚。在一汽,张晓风既是职业经理人,也是“干部”,需要定期参加党建会议。
可可在一汽担任职能岗位,她总结说,新能源汽车跟燃油车相比,少了发动机,但在智能化上跨出了一大步,在东北车企转向新能源的窗口期里,电子、软件、计算机这方面的人才稀缺,公司招人上也放开了很大的口子,为了更深入竞争激烈的市场,营销等部门也放出了职位,找猎头高薪挖人。
有竞争力的薪资、可观的发展前景、不卷的节奏和稳定的职业路径,让东北车企成为打工人心目中的性价比之选。
辗转多家车企的刘昊开玩笑说,“我在东北找到了全中国最好的工作。”当年大众集团在安徽设立了安徽大众,很多新能源车型放在那里生产,刘昊在一汽-大众时的老同事有不少去了安徽。最近这一年,他发现,不少当初过去的人又回来了,加入奥迪一汽新能源。
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在忙碌工作的缝隙里,他会去那里买一杯手冲咖啡,配上店里特色的面包,让自己得以逃离压力,哪怕只是短暂的20分钟。但换到新的城市、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他不得不改掉过去的习惯,适应新的节奏。
长春曾经被称为“汽车城”,整座城市建设在汽车工业之上,而位于长春远郊经开区的一汽像是一个“城中城”,十几万人的体量、大量配套的生活设施,宿舍、食堂、学校一应齐全,让围绕着一汽建立起的生态比北上广的大厂生态圈更庞大、聚拢、完善。
在那里办的无线网叫“一汽通信”,供热叫“一汽供热”,水龙头也自带热水,不用自己再去烧。第一次来到一汽的人,像是走进了一个平行世界,到处是镌刻着前苏联印记的红砖瓦房,宿舍楼整齐划一,被命名为第一街区、第二街区……第五十街区。
这里没有山姆、盒马,也见不到瑞幸、Manner,新消费和新零售的风吹不进一汽的高墙。方圆几公里内,只有总部大楼里有一家咖啡店,想喝新鲜的现磨咖啡只能去那里。那家店人流量巨大,效率倒是蛮高,机器一直在运作,“咚”一声就掉出来一杯咖啡——售价只需5块钱,但味道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格。
在广州,张晓风习惯每天跑步,到了长春,冬天冷冽绵长,出门待不了五分钟,“脸就要冻掉了”。广州的夜晚喧闹到凌晨,高管的职位要求他用一场场会议、社交陪整座城市熬夜,引来更多的,“今天吃好喝好,明天也想吃好喝好,今天见了朋友,明天还想见朋友”。
但在一汽,生活被压缩到极简,他入住的职工宿舍,因为主要是给校招生居住,又被称为“大学生公寓”,进出往来的全是年轻人,身为80后又是南方人的,至今只有他自己。他没有朋友,没有饭局,每天定时定点上班、去食堂吃饭,晚上回到宿舍,只有自己面对着自己,他开始喝茶、听音乐、写日记。
想念的还有家人。人到中年,跟亲人分开就像“在冬天的室外脱下羽绒服”。前段时间广州呼吸道病毒肆虐,儿童医院爆满,张晓风的两个孩子相继中招,手机屏幕那边,烧红的小脸和止不住的咳嗽,令他揪心又无奈,“可能知道这是暂时的,但那一刻家人肯定非常需要你,心里很不是滋味”。妻子作为全职妈妈,承受了一切,他很难帮上忙,愧疚由此浮上心头——为了一份工作,值得吗?
人最孤单的时刻往往不是遭遇痛苦,而是快乐的时刻无人分享。张晓风会在固定的时间跟妻子和孩子视频通话,看到孩子们开心地玩游戏,“你很确信,你如果在他们身边也可以一起玩”。在吉林,吃到好吃的卤串,摸到冰凉又柔软的雪花,他都想让他们来试一下,“总部的咖啡店,我也特别想我老婆来喝一喝,告诉她这个是我现在熟悉的味道”。
追逐一份好工作的代价,往往需要一个家庭共同承担。从大连到沈阳,是林家木的新生活,也是妻子的新生活。他不在家的时候,家里的车很少开出去;少了一个人吃饭,厨房的利用率变低,因为吃不完被浪费的食物多了,外卖包装袋更频繁地出现在家里。他有时会收到妻子一连串的微信,他知道一定是对方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但微信上的几句安慰,怎么比得上真切地陪伴和在场。
入职前,林家木比较过手里的几个选项,假如接了上海的offer,在公司附近租房要6000块一个月,加上吃饭、出行等成本,剩下的钱所剩无几,“失去的东西跟多给的钱不成正比”。如果是北京的那个机会,吃饭的性价比让他尤其难以接受,“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在沈阳吃烤肉,那种品质很好的、连锁店的烤肉,一个人不喝酒,吃得很好很饱,也就七八十块钱。要在北京那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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